作者和母亲。 作者供图
母亲（左一）和家人在一起。 作者供图
一
人们都说父亲是太阳，母亲是月亮。但我父亲过早离世，母亲就取代父亲，成了我终生的太阳，高高悬在头顶上，无处不在地普照着我，让我一直接受着她的庇佑和恩惠。
是的，尽管我已退休，但只要母亲在，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着儿子的待遇：早上八点起床，母亲已将早餐做好，大多数时候是鸡蛋面，有时是鲜肉粥，有时是干捞粉，有时则是牛奶馒头。她早睡早起，十分忠于这份职守。原先负责一家的饭食，几乎没过休息日。这几年年纪大了，我们另外请人做中餐、晚餐。负责早餐的责任，母亲主动承担起来，经常变换花样，顽强地昭示着她的价值——这时候，她已年过八十高龄了。
母亲以她自己的方式，关注着儿女的生活，关注着家乡的变化。亲人们有什么事，她总是第一个知道消息，然后视其缓急轻重，再分别传递给我们。老家村里有什么老人辞世，她也往往是第一个听到噩耗，然后在饭桌上轻声地告诉我们，回忆起逝者的种种好处，让我们及时打点人情，寄托哀思。离开老家三十多年了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保持与老家的联系，反正她就像无处不在、无所不知的圣人，又像一只不断吐丝的蜘蛛，用她那万千思念的丝线，将老家与我们及时地联系起来。
母亲是天堂山下一位农民的女儿，平凡得就像江河里的一滴水，但于我而言，她却是伟大得无法替代的存在。在村子里，她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人们可能不认识我，但很多人都认识她，只要提到“老黎”，同代人都知道指的是谁，至少在那个时候，不会有第二个“老黎”的影响超得过她了。
论学历，她刚刚小学毕业，在她那个年代，已然是个小小的知识分子。抗日战争刚刚结束，世事依然十分艰难，身处大山深处的外祖父母，能够将一个女孩子送去读到小学毕业，在当时天堂山下的村子里，已是个了不起的奇迹。
这样的文化基础，并没能改变多少母亲的命运。解放不久，她就嫁给了我父亲。当时父亲是村干部，他就像蜜蜂追赶春天的花朵一样，追赶着时代的潮流。他带领一帮青年人，扭着秧歌走进外公家，将同样扭着秧歌的母亲迎娶过来。估计那一天，应该是阳光灿烂、菜花盛开的日子，鸟儿啁啾，蜂蝶翩翩，一队红红绿绿、扭着秧歌的队伍，欢快地闪耀在村道上——这件事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，直到多年之后，仍然被村里人津津乐道，反复提起。
二
在我的生命中，母亲无疑是陪伴我时间最长的人，前前后后，她陪我走了62年，整整超过一个花甲。这实在是我的幸运。这辈子，也许很难再有人可以陪伴我这么长的时间了。
在我的视角中，母亲一直在以一个男人般的强悍忙碌着。忙碌于生产队的耕种与锄割，忙碌于大集体的学习与会议，忙碌于儿女们的吃喝与病痛，忙碌于迎接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……
我记得的第一件大事，是母亲为全家重建了一个家。
在大跃进的年月里，当基层干部的父亲成了当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。他认定一切个人的东西都是多余的，带头拆掉了曾祖父建下的房子，要带领全家提前进入共产主义。然而，大食堂将从各家搜集来的粮食吃完之后，大家的生活陷入了困顿之中。我们全家蜷缩在至少已有两百余年的一间祖屋里，狭窄的生存空间窒息了家人所有的希望。
母亲决意要将拆掉的房子重建起来。她向大队申诉，取回了一些废旧的桁木和椽子，又亲自在水田里踩了千百个泥砖——踩泥砖是一种很费劲的力气活，母亲那矮小的身躯跟在一头老牛身后，冬日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踩在冰冷的烂泥中，直到烂泥可以打砖为止。
就这样，为准备建房的材料，足足花了母亲两年的时间。她请了两个大工，她自己将小工的责任担当起来，和灰浆，搬泥砖，扛木头，手脚粗糙开裂，跟一个长年干重活的男人没什么两样。才数月大的小妹没人带，就用个木箱放在工地上，任她哭闹折腾，饿了才去喂两口奶。这样捱过冬天和春天，夏日里房子按原貌矗立起来，虽然少了外墙的装饰和楼阁的木板，但毕竟可以为全家遮风挡雨了。我不知道父亲看到这幢房子会有什么想法，他至少应该从内心里感激这位能干的妻子，是她一手成全了这个破碎的家。
数年之后，父亲因病辞世，那年我才十三岁，最小的弟弟还在母亲的肚子里。母亲在县城埋葬了父亲，独自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回家，我跑到家门外的小河边去迎接。她一看到我，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我却紧咬着嘴唇，默默地接过她背着的背包，没敢让自己哭出声来。
父亲去世三个月后，弟弟出生了，母亲成了一个拖带着五个小孩过日子的寡妇。那时候，母亲正当青春年华。我最担心的就是她放手而去，不再管顾我们。村里已有两三个失去丈夫的女人，走上了改嫁的道路。她们那些遗留下来的孩子，成了没人管的孩子，过着凄然困苦的日子。即使那些随母亲改嫁而来的“油瓶仔”，命运也会同样的不堪。我在母亲面前便尽量小心翼翼，说话也不敢大声，生怕刺激了她，使她会不管不顾地扬长而去。
所幸的是，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无论日子多么苦累、多么困难，她一直没有离开我们，就像一头顽强的母狼，带着她的小狼崽，与生存环境顽强地搏斗着，直到狼崽们能够独自生存为止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从母亲的个性里感受到了变化，她说话变得粗声大气，脾气变得冲动刚烈，像一只电光鞭炮，稍沾一点火星，就会轰然爆炸起来。
多年之后，我才理解了她个性之所以变得如此强势，其实是想向世人证明她的刚强不屈，以免被看不起和被欺侮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只有不善的人，才有可能毫发无伤地立足于世。
母亲后来跟我说，有不少人曾劝过她去改嫁，都被她骂了回去，她说看着自己儿女们还那么小，她怎么忍心丢得下？再说，改嫁了未必日子就会更好过，都说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，这份命我认了！——父亲去世那年，她才35岁，正是一个女人的盛年。她那并不宽大坚实的肩膀，承担起了命运摊给她的沉重的一切。
那时候的母亲，真像一只永不休止的陀螺，整天都在疯转着。晚上生产队收工了，她还要挑大粪到自留地去，给丝瓜豆角、青菜萝卜施肥。有时候天黑了，月亮悄悄升上来，家里的饭也早就做好了。我们闹着说肚子饿了，先吃吧。祖母会毫不客气地申斥说，你们老母还在地里辛苦着呢，就不能再等等吗？
即使到了晚上，母亲也没闲下来，除了参加各种会议，在家里她还要纺纱织布，要喂养桑蚕，要不时地去接生孩子。三更半夜回到家，遇到那个儿女发高烧，立马就得背到村里看医生。这个矮小的农村妇女，为了养大五个儿女，身上竟然蕴藏着强大到令人难以致信的耐心和力量！
三
我的女儿出生后，我将母亲接到城里来，那时她年过五旬，就像天上那轮走过了中天，走到四五点钟的太阳，收起了它那烈焰四射的光芒，开始缓缓地低下头来，向西山靠落。
开头的时候，她不适应，经常想着老家里的一亩三分地，想着家里的猪鸡鹅鸭，三头两天往家里跑。妻子就不高兴了，说妈你这样三日打渔、两日晒网的，孙女没人带，我们上班也不安心。你想好了，以后想跟我们一起，就老老实实住下来。要不我们就请个保姆，你以后也不用来了。妻子的话说得比较冷硬，母亲想了一下，终于还是妥协了，安心住下来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。
除了帮忙打理日常生活，母亲还有一样独特的坚持，就是阅读我的作品。识字不多的母亲是我最忠实的读者，我每出版一本书，她都会戴上老花眼镜，翻开来一字一字地读，口里念念有声。速度虽然很慢，但我听得出她阅读的劲头是很认真的。我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，她也读了一本又一本，只时从没跟我说过什么。粗心的我，也从来没想到要听一听她的意见。
我想她一定是有自己想法的，因为她是过去那个时代农民的代表，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所有的运动。对于我写的那些农村题材的作品，她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，但她一直沉默不语，也许这才是她最好的评价。
去年春节，我们全家到城郊去看油菜花。看到那奢侈的铺天盖地的金黄，我们顿时兴奋起来，到处照相。母亲却淡淡地说，我们当年也种过油菜，还有苕子和紫云英，开的花比这浓，色彩缤纷啊，好看多了！我想也是，但那时候大家都饿着肚子，只顾着像老鼠一样掘地三尺找吃的，根本无法关注到身边生长着的美丽。我为母亲在油菜地里照了几张相，只是没想到自己也和她合影一张。我们根本不知道，上苍已经准备将她带走，她已没有多少日子和我们在一起了。
七、八月间，母亲吃饭时经常被呛到，以为毕竟年纪大了，气血不足所致，便自己找些补中益气的药来吃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母亲的吞咽越来越感困难，每餐只能吃下一碗稀饭。看到如此情况，我便带她去看医生，一系列的检查之后，母亲被确诊为食道癌，并且确定是晚期。主治医生肯定地说，这病我见多了，按现在你母亲的病况，最多还有三到六个月。一听这话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但科学的诊断是无情的，不信归不信，事实却始终是事实。剩下来我能做的，就是恳求医生高抬贵手，帮忙寻找一种如何更好地延缓母亲生命的办法。
医生说，根据你母亲的病况，我建议做保守治疗——他所说的保守治疗，现在看来其实也是十分激进的，那就是给母亲安装食道支架。医生说，这是个小手术，年轻人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要做下午就做，我刚好有时间，过了这个点，就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了。他的话，像是法院那种咄咄逼人的执行令，令人难以拒绝。在那种情况下，做儿女的为了自己的母亲，除了乖乖地听医生的话，已根本无法做出更理性、更正确的判断了。
就这样，我们将暮年的母亲推进了手术室，然后站在走廊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。那段时间成了一段橡皮，被用力地拉扯着，被无限地拉长了，拉长到随时都会断开的地步……
从昏睡中被推出手术室来的母亲，好像换了个人似的，面色变得惨白，皱纹似乎也一下增多了。然后是艰难地苏醒，然后是不断地输液，然后是再三地输血，然后的数月，成了不堪回首的记忆。
母亲清醒过来，我握着她的手安慰说：妈，别担心，没事的，医生都说是小手术，不久就能出院了。母亲紧紧地反握住我的手，我感觉到她皮下的那把骨头在隐隐颤动。她微笑着说：你别骗我了，我还能担心什么啊，都八十大几的人，我心满意足了。一听这话，我知道她已有了预感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好一会，我说：妈，既然你能想到这一层，那就好，还有什么不了的事，就说出来吧。母亲说，我还有什么不了的事啊，看到你们都能独立成家，看到今天的生活越过越好，我真的很满足了。回家去，将我的钱拿来，我要给每个没结婚的孙儿孙女预送一份贺礼。还有，将你那本散文集拿来，我还有一点点没看完。
一听这话，我眼里顿时涌上了泪水，连忙转过身去，没敢让母亲看见。
母亲元月18号辞世，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。守候在她灵前，弟妹们哭了起来，我却一直没流眼泪。送别这位历尽磨难的母亲，我觉得流泪并不是最好的方式。到了遗体告别那天，我们在哀乐声中一面鞠躬，一面绕着走过母亲灵前，凝望着母亲那凝固了的遗容。我五岁的外孙突然哭喊起来：“太太，您怎么不起来呢？您起来跟我们回家啊！太太——”
外孙的声音，犹如一星火花，点燃了大家的悲哀，顿时哭声四起。此时此地，此情此景，我的泪水终于再也忍不住，哗啦啦流下来，为我那下山的太阳，为我那逝去的娘亲……
（作者简介：潘大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）